刘红:“两蒋时期”对台湾社会“国家认同”的构建和影响

日期:2015-04-23 15:08 来源:《统一论坛》 作者:刘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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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现今台湾的“国家认同”多元化不同,在国民党当局退踞台湾后的40年间则相当稳定,“一个中国、我是中国人、反攻复国”等“认同”,成为当时政局、经济和社会稳定的政治和思想基础,成为民众思想认识和社会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的“国家认同”,是台湾当局从政治、军事、文化、教育和经济等各方面重新建构的结果,当然蒋介石、蒋经国的专制统治也对社会上的“国家认同”产生了负面影响。

  一、建构“国家认同”主要举措

  国民党当局到台湾后,面临的难题很多。如心理上如何消除“光复后遗症”?长期遭受日本殖民奴化教育的台湾民众,在抛弃日本文化圈回到中华文化圈后,难免产生一定程度的心理障碍和隔阂。也就是说,对于到台湾后的国民党当局来说,紧迫任务之一是如何安抚日本殖民统治50年给台湾民众造成的心灵创伤,增强“一个中国认同”。如法理上如何确立到台湾统治的合法性?“中华民国”在祖国大陆已经被推翻,“中华民国宪法”的适用范围和国民党当局的统治区域只剩下全国的二百六十六分之一,面对“国民政府”只能在台湾存在的现实,国民党当局缺少统治的合法性、合理性和权威性。如政治上如何巩固统治基础?在台湾民众对光复后中央政府派来的各级接收大员种种劣迹的印象没有消除、在“2·28事件”形成官民对抗状态没有缓和的情况下,国民党蒋介石当局在祖国大陆失败后来到台湾缺少统治合法性、合理性和权威性情况下,统治基础脆弱,可以说当时的台湾是百废待兴,国民党统治面临空前危机。对于蒋家父子来说,只有通过坚持“中华民国法统”,加深对中华民族和文化、对祖国和故土的认同,来清除日本殖民统治的流毒和影响。只有坚持“中华民国法统”,才能确立国民党当局在台湾统治的合法性,巩固国民党当局在台湾的执政基础。

  (一)自称“唯一合法政府”

  退踞台湾的蒋介石当局为继续维系“法统”地位,一边宣称自己仍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将新中国视为“叛乱团体”,一边在美国的庇护和扶植下,继续占据中国在联合国代表席位长达22年。在对外关系上,与祖国大陆围绕“谁代表中国”展开激烈较量。台湾当局以“正统”自居,奉行所谓“汉贼不两立”、“贼来汉走”的政策,极力与新中国争夺外交阵地,并阻止有关国家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一旦看到已不能阻止有关国家与新中国建交时,便宣称“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宣布与之“断交”。国民党当局处理对外事务的行为,对于减少国际上“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问题有一定效果。值得指出的是,作为“一个中国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台湾当局能够依法“反独压独”,对于“台独行为”决不姑息。“一个中国政策”客观上成为台湾民众“国家认同”的基础。

  (二)长期坚持“反共复国”

  蒋介石当局反复强调自身的“正统地位”,声称中共是“叛乱团体”、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伪政权”,要把台湾建设成进行“反共抗俄圣战、反共复国基地”,依靠美国军援,整顿和提升军事实力,保卫“大台湾”,长期与祖国大陆军事对峙,伺机反攻祖国大陆。在20世纪50、60年代,国民党当局一再派遣军队和特务,骚扰祖国大陆沿海。直到1969年,蒋经国在接受韩国记者访问时还强调:“一、中华民国宪法所规定之国家体制绝不改变:二、我们绝不放弃反共复国的总目标;三、我们始终站在民主阵营的这一边,绝不同任何共产政权、集团来往;四、对窃据大陆的共产政权绝不妥协,而且要奋斗到底,达到我们统一中国的目标。” 两岸的“法统之争”,虽说带来的是两岸关系的紧张,在前十几年间军事冲突不断,两岸封锁互不往来,政治上意识上文化上社会上的“差异”日趋加深,但表明能坚持“一个中国政策”,两岸都不允许中国的分裂。

  (三)坚持中华文化道统

  自台湾光复起,国民党当局全面清除殖民文化,恢复和重建中华传统文化,强调“台湾人是中国人”、“我们都是中国人”观念。特别是在推行“反共复国”决策后,国民党当局在恢复和发展经济的同时,认为只有建立“中华文化认同”、确立以“中华民国”为核心的“一个中国认同”,才能让台湾民众为维护“中华民国法统”、实现“反共复国”的神圣使命服务。为此,国民党当局利用宣传教育阵地,在经济发展有限的情况下,加大教育投入,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各个阶段,灌输“中国意识”,教导学生要继承“中华文化道统”。20世纪60年代中期起,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和社会风气的堕落,特别是为了攻击祖国大陆,台湾当局推动“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客观上起到增强社会上“中华文化认同”的作用。“文化认同”本身属于原生领域的认同,具有较高的稳定性,因此国民党当局在“文化认同”所做的努力,在同为中华文化一部分的台湾地区有很好的基础,从效果上看,长期成为台湾“一个中国认同”的重要基础。

  二、专制统治影响“国家认同”

  台湾“国家认同”的干扰因素,最早来自国民党当局。问题的根子是国民党的专制统治,社会上和民众中对蒋介石独裁、国民党专制的仇恨,延伸为对蒋家父子、外省人和“一个中国”的敌视,“一个中国认同”开始出现变化。

  (一)强化专制独裁体制

  要说影响台湾“国家认同”变化各种因素的源头,则为蒋介石、蒋经国统治近40年间,前20年的专制统治、后20年在政治收缩和开放中的犹豫不决。20世纪40年代末,蒋家父子清楚地认识到要想实施国民党的复兴计划,首要之举是移植祖国大陆时期的专制统治,以“反攻大陆、反共复国”为名,贯彻反共反人民的政治路线,镇压任何不利于蒋家统治的言行。为此,实行“军事戒严”和高度集权相结合的专制独裁统治,整顿由国民党撤台引起的社会危机。

  为维护专制统治,在任命官员和利益分配上,集中向外省人上层圈倾斜。在掌握绝大多数政治和经济资源的军公教队伍中,负责岗位基本由外省籍人士担任,在台湾总人口中占绝对多数的本省籍民众只占极少数。国民党当局政治上歧视大多数台籍民众,使得省籍矛盾越来越大,成为人们批评国民党当局的主要理由,也成为干扰国民党统治的不稳定因素。这种情况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的“保钓运动”开始有所改变,蒋家父子已经意识到无法阻挡政局的变迁,看到了省籍矛盾的严重性和带来的危害,开始“革新保台”,重用台籍人士,推行国民党政权“本土化”。

  专制统治、省籍歧视在政治上和感情上深深地伤害了台湾民众。在一些台湾民众看来,专制、腐败和欺负台湾人的是国民党当局,国民党当局由外省人控制,外省人是中国人,当中国人没有好处,“一个中国认同”是否值得,国民党专制就这样与“一个中国认同”的质疑完成连接。

  (二)坚持反共意识形态

  影响现阶段台湾“国家认同”的因素中,两岸之间的不同是关键;两岸最大的不同,是中国内战遗留下来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不同。

  蒋介石当局为了维护专制统治,同时出于被中国共产党和人民革命力量打败的仇恨,政治上推行反共路线。蒋介石到台湾后,继在祖国大陆发表的《中国之命运》一书,先后推出《解决共产主义思想与方法的根本问题》、《苏俄在中国——中国与俄共30年经历纪要》和《反共抗俄基本论》等一批反共专著,搭建起蒋介石以反共为终极目标的理论基本架构。为发泄反共仇恨,国民党当局在岛内一再掀起反共高潮,把肃清“匪谍”作为当时的中心工作。从到台湾之初起,台湾当局就严厉镇压民主进步运动,台湾进入“50年代的白色恐怖时期”。20世纪50年代初期,台湾当局在“反共总路线”下,掀起一股股反共宣传高潮,号召人们为把台湾建成“反共复国基地”做出奉献。

  蒋介石当局的反共狂热,丑化祖国大陆形象,丑化社会主义制度,造成台湾民众不敢了解祖国大陆、错误理解祖国大陆的结果,加深了两岸意识形态对立。两岸政治制度和政治信仰的不同,导致影响“国家认同”内涵和立场核心因素的“差异”增加,两岸政治领域“差异”的增加,必然会影响到“一个中国认同”和“身份属性”的选择。

  (三)两岸封锁断绝往来

  虽说蒋家父子能够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成为“一个中国认同”的主导力量,但又推行封锁两岸、禁止往来的政策,直接误导台湾民众对祖国大陆的看法,当然也直接误导台湾民众的“国家认同”。

  到台湾后,蒋介石思考的主题之一就是如何完成“复国梦”。为了反攻祖国大陆,台湾当局不断派遣武装力量偷袭祖国大陆东南沿海地区,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蒋介石提出由军事反攻为主转为政治反攻为主,军事偷袭和挑衅活动基本停止。“反共复国”表明两岸同属一个国家,国共两党是在“争天下”,“争天下”的炮声把 两岸联在一起,有助于台湾民众加深对“一中框架、两岸一国”的认识,因而有助于“一个中国认同”的巩固。与此同时,蒋介石、蒋经国当局一再拒绝祖国大陆举行两岸和谈的建议,严禁两岸间任何形式的往来。封锁海峡政策带来严重后果,使得两岸的隔阂越来越深。首先,两岸同胞间信息全无。对于祖国大陆社会发展、经济建设、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家庭亲友的信息,台湾同胞没有接触、了解的管道和机会。其次,台湾民众只能接收片面信息。台湾当局利用控制信息和话语权的机会,讲到祖国大陆时全是抹黑、污蔑和攻击,台湾民众听到的和形成的都是对祖国大陆不利的概念。如此之下,积非成是,台湾民众对于祖国大陆经济、文化和社会建设取得的成就,对于祖国大陆的巨大变化,以及对祖国大陆提出的以“一国两制”为核心的对台政策,在较长时间内几乎无从了解。如此背景下,台湾的“国家认同”当然会出现不利于和平统一的结果。

  (四)“法统”误导“国家认同”

  在台湾“国家认同”的变化中,如果剔除“台独国家认同”,则存在“我是中国人”、“我是台湾人”、“我既是中国人也是台湾人”等多种认同,从中可以看出台湾“国家认同”的复杂化和多元化。“国家认同”多元化的起因之一,是国民党当局到台湾后,不承认在祖国大陆的惨败、“中华民国政府”被推翻的基本现实,继续坚持“法统”,结果是台湾的“一个中国认同”出现混乱。

  蒋介石当局为了巩固专制统治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必须把祖国大陆说成是“叛乱团体”,是“非法存在”;为了坚持“中华民国法统”,必须把中华人民共和国说成是“伪政权”;为了继续利用三民主义为其统治服务,必须把共产主义说成是“异端邪说”;为了证明“戒严体制”的必要性,必须把“反共复国”说成是“头等大事”。与此同时,坚持“中华民国法统”。在对外关系上,与祖国大陆围绕“谁代表中国”问题展开激烈较量,极力与新中国争夺对外代表权。在两岸关系上,封锁海峡,坚持“反共复国”。对内部事务上,修订“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为专制统治寻找“法统依据”。在体制上,延续和照搬南京政府结构,在维持第一届“行宪国民大会”形成的政权和人事安排基础上,蒋介石成为“终身总统”,从形式上延续“中华民国”。

  蒋介石当局通过专制统治,坚持“中华民国法统”,也包括发展经济和开放县级以下民主选举等措施,对维系和促进“一个中国认同”确实起到了一定程度的作用。问题是蒋介石当局在内战状态结束之前、在国家统一前的政治安排没有达成之前,其政治作为干扰了台湾的“一个中国认同”,是台湾“国家认同”出现多元化的根子所在。

  (作者为mg电子官网_电子游艺注册_mg电子游艺网址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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